世界一流大學的學生是怎樣學習生活的?

從畢業生的素質看大學的水平

衡量一所大學的水準,一是看它的科研成果,二是看它的學生素質。評價一所大學的學生素質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其畢業生中獲得諾貝爾獎等國際頂級獎項的人數。

世界大學排名榜五花八門,名次的出入非常大,因為它們所依據的標準不同。迄今為止,我還沒有見到哪個排名榜是把畢業生獲得國際頂級獎項作為評估標準的。其實,一個大學培養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畢業後的學術表現更能反映這個大學的教育水準,更能說明一所大學的教育理念是否符合教育規律。

那些世界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都是教師隊伍強大,畢業生優秀。按照畢業生獲得諾貝爾獎人數來排名,世界前五位的大學分別是:

第一名,哈佛大學,其畢業生有76人獲得諾貝爾獎。

第二名,劍橋大學,其畢業生有65人獲得諾貝爾獎。

第三名,哥倫比亞大學,其畢業生有44人獲得諾貝爾獎。

第四名,麻省理工學院,其畢業生有34人獲得諾貝爾獎。

第五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其畢業生有32人獲得諾貝爾獎。

上面這幾所大學我都去過,走馬觀花了他們的校園文化。斯坦福大學建校歷史比較短,其畢業生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只有13位,然而其現今的教師和科研隊伍中有20余人獲得諾貝爾獎,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該校就有11人獲得諾貝爾獎,名列世界第一。最近幾年斯坦福大學本科生入學競爭的激烈程度已經超過哈佛大學等,其學生素質可想而知。

其他一些世界名校,同樣以培養出眾多傑出人才作為立身之本。2008年我到德國開會,順路參觀了海德堡大學,到那裏才知道這所大學的畢業生中有17人獲得諾貝爾獎,教師隊伍中也有十幾人獲得此殊榮。德國還有更牛的大學,諸如洪堡大學、慕尼黑大學等,都培養出了極多的傑出人才。

單看亞洲,按照畢業生獲得諾貝爾獎人數這個標準,日本東京大學第一,有11人獲得諾貝爾獎;日本京都大學第二,有6人獲得諾貝爾獎;日本名古屋大學和以色列的希伯來大學並列第三,都有5個畢業生獲得諾貝爾獎。這些數據更能說明問題,獲得諾貝爾獎的畢業生人數,是衡量一個大學水準的可靠而穩定的指標。

充分信任學生的“榮譽考試制度”

誠信關系著教育的成敗,影響著優秀人才的培養。世界一流大學的學生的首要特質就是講究誠信。

美國有少數幾所名牌大學實行“榮譽考試制度”,斯坦福是其中之一。這種制度規定,不用老師監考,完全信任學生。考試的時候,老師把考卷發完後就離開考場。辦公室遠的老師,搬個凳子坐在考場門外,學生有問題就出來問。辦公室近的老師,就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學生有不清楚的地方就去辦公室找老師問。學生可以帶任何自己的東西到考場,包括作業本、教材、詞典等,沒有任何限制,而且你愛放哪兒就放哪兒,擱在自己的考卷旁邊也行。

考試中間,學生想上廁所,甚至想到室外透透風,不需要向任何人請示,也不需要作任何登記。學生做完考卷後,把它放在桌子上就可離開,到時候老師就會來收卷子。很多人會想,這不會亂套嗎?其實,這種做法在誠信較好的社會裏,比有監考老師、有攝像頭監視給人的壓力還大、還可怕,讓你覺得周圍的同學都是“監考官”,任何不軌的行為都會招來鄙視的眼光。

“榮譽考試制度”就是充分信任學生,認為每個學生都是誠實的、優秀的。那麽,每個學生也要用自己的行動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名譽。我在斯坦福讀博士期間,經歷了很多場閉卷考試,沒有遇見一次作弊的事,也沒有一次聽說有人作弊,更無因作弊被學校通報處罰的新聞。斯坦福的學生都很傻、很單純,誰也不會往這方面想。大家平時都在努力學習,考試的時候也就老老實實地來證明自己的真實能力。這種看似平淡的事情,卻有非凡的效果,讓每個人在輕松愉快的環境中把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致。

2010年,我在斯坦福訪學期間,修讀了數學系的一門《現代代數》,是本科生課程。這門課有一個期中考試,考試場地和時間由學生自己選擇,根本不占課堂時間,考試方式自由得令人吃驚。老師提前一個星期就在學校的這門課的教學網絡上把考題公布出來,學生可以自己任選一個地方,用兩個小時把題目做好,到了規定的那一天,學生把答好的考卷交給老師就行。

這次訪學期間,我還修讀了計算機系開設的《信息論》。這門課沒有閉卷考試,就是根據平時三次大作業評定成績。學生交作業那天,教這門課的教授把所有題目的答案打印好,厚厚的一摞子放在講臺上。在上課之前,這位教授宣布:“今天交作業的同學可以拿一份答案回去對照,看自己答得如何,而今天因故不能交作業的同學則下次再拿答案。”

那些當天交不了作業的同學,就自覺下個星期交作業時再拿答案。老師也不擔心那些未完成作業的學生借同學那一份答案回去抄,學生也不會想這個點子。這是一種信任的契約,它是師生心目中最神聖的東西,誰也不會去違背。

教室座位和吃飯時間所反映的精神面貌

從課堂學生選擇座位的情況,可以看出大學的學習風氣。我在新加坡上過這麽多年的課,又在國內幾十所大學講過課,發現一個學生上課座位的分布規律,前兩三排一般是沒有人的,而後幾排座位的人最多。在斯坦福大學,這種情況恰好相反,前幾排的人最多,後面依次減少。這種學生上課選擇座位的情況,一方面說明學生的學習熱情;另一方面也說明學生只上自己真正喜歡的課。

充分利用吃飯的時間學習,也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普遍現象。這裏講一個我在斯坦福的一次經歷。2011年2月的一天午飯時間,我打好飯一個人坐在一張空桌子上。一位亞裔學生端著飯問我是否可以跟我坐在同一張桌子上,這也是美國人的一種禮貌,遇到這種情況都要征求一下先坐下者的意見。我當然同意了。當時我心裏在想,看看這位學生會不會拿出書來邊吃邊看。果不其然,這位同學一坐下就馬上拿出一本書來,邊吃邊看,一直到我走的時候,都還是低著頭。這種事情在這裏太正常了。

2011年夏天,我到普林斯頓大學參觀時,看見校門口的一個小花園裏有一個街頭藝術,名字叫“午餐時間”,是一尊銅像,一個學生坐在地上,一手拿著剛咬了一口的三明治,另一手捧著書專註地閱讀著。這尊銅像是世界一流大學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的定格。邊吃飯邊看書的習慣並不好,但從中卻折射出世界一流大學學生的學習風尚。

學生在“教授門診”排隊問問題

一流大學的學生都善於思考,因而必然會有這樣那樣的學習上的問題,主動而頻繁地找老師問問題便是著名大學的一個特殊的景觀。斯坦福大學的教授,每周都會抽出兩個固定時間,在辦公室裏待著,專門解答學生的學習疑難問題。教授辦公室的門口,常常擺著若幹張凳子,因為學生經常來問問題,教授一時接待不過來,就讓同學坐在門口排隊等候,一個一個來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是地地道道的“教授門診”!

此外,世界一流大學的管理者都懂得,只有從事大生產的技術工人才可以集體培訓,批量生產,而高端人才是需反復打磨、精雕細刻才能產生的。因此,他們都實行小班教育。我統計了幾所著名大學的師生比例,包括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它們的教師與本科生之比,一般在1:5上下,加上研究生,老師和學生之比不超過1:10。

小而精辦學最成功的典範是加州理工學院,本科生和研究生加起來也就2000人剛出頭,學校的教師大概300人,然而它的成績斐然,培養出了許多著名的學者,其畢業生中就有20人獲得諾貝爾獎,按照比例甚至超過了哈佛大學。中國傑出的科學家錢學森先生就是在該校獲得博士學位的。

從世界一流大學的宣傳策略也可以看出他們的教育理念。斯坦福大學在宣傳自己的一則廣告中,特別說明,它70%左右的本科班級都在20個學生之下,這意味著學生有更多的機會接觸老師,教學質量更能得到保證。

擁有國際視野,及早接觸前沿科學問題

世界一流大學都很註重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讓他們及早了解科學的最前沿問題。

首先,讓自己學校的世界一流大師站在教學第一線,讓剛入校的學生就能零距離接觸世界級大師,消除神秘感,這有利於增強學生的信心,樹立遠大的誌向。

其次,鼓勵學生踴躍參加學校組織高水平的國際會議。2010年我在斯坦福大學訪學期間,他們的化學系舉辦一年一度的學術會議,報告者的資格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作報告的人數只有10位左右,聽的人很多。這些與會者除了報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外,還與大家討論哪些是本領域的最前沿問題。如果一個人能在讀書期間就能接觸這些傑出學者,開始思考本學科的最前沿問題,肯定有利於日後做出革命性的成就。

再次,頻繁邀請其他知名大學的最傑出的學者來作學術演講。我在那裏訪學期間,就聽過數學系和物理學系的系列講座,被邀請來的嘉賓不少都是菲爾茲獎和諾貝爾獎獲得者。

此外,美國大學非常註重學生眼光和胸懷的培養。著名大學的開學典禮和畢業典禮的校長講話很體現他們的教學理念。在開學或者畢業典禮這種場合,這些大學校長總是把當今世界最有挑戰性的難題拿出來讓學生思考,比如氣候變暖問題、能源危機問題,如此等等,鼓勵學生要有勇氣去迎接挑戰。

在這種講話中,校長們常談到一個話題,就是培養學生的自由精神、冒險勇氣、國際眼光以及智慧開發等。不難理解,在這種視野下培養出的學生更容易成為世界級的大師。

為了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和博大的胸襟,斯坦福大學還有各種各樣的基金,每年可以 資助學生到海外考察訪問。我認識一位本科生,她說在斯坦福大學的四年裏,每年暑假她都能申請到基金到國外考察,所以她到過很多國家。這位學生曾去過日本學日語,也來過中國學漢語,兩種語言說得都很流利。這樣的教育方式培養出來的學生,見識就會不一般。

五花八門的學術團體和讀書會

課堂只是大學學習的一部分,世界一流大學裏五花八門的學術團體組織的各種活動,也成為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斯坦福大學的每個系科的學術團體,幾乎天天都組織學術講座,像計算機系,從中午12點到下午6點,每個時間段都安排有學術講座。這些學術活動又分等級,有的是針對同方向的少數專家的,有的是針對本系所有師生的,有的則是面向全校的乃至對社區大眾公開的。

針對大眾的講座,即使數學、物理、生物這些高深的學科,一般人也能聽得懂。我的經驗是,不管聽什麽講座,或多或少都會有所得。

在2010年訪學期間,我參加了一個叫“復雜系統研究組”的學術團體。這個學術團體每次活動有五六十人參加,既有資深的教授,也有本科生、研究生。參加者的系科背景什麽都有,有來自生物學、化學、物理學、語言學、心理學等系科的,也有來自文學、歷史學這些傳統人文學科的。組織者熱情四溢,張開雙臂,歡迎每一個新來者,不論你來自哪個學科,也不管你來自哪個國度。每一個新來者,組織者都讓你留下電郵,之後的所有活動都會通知你。這個研究小組開始就是幾個人,後來就像滾雪球那樣,越滾越大,現在已經成了上百人的大學術團體。

大學裏這種學術團體完全是自發的,完全是出於興趣,沒有任何學校的領導指使、分配,沒有功利可圖,頂多向學校申請一點兒活動經費,買些開會時用的點心和飲料,或者支付外校專家的交通費。組織者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往往沒有任何經濟回報。這種自覺自願的獻身精神,在科學探索的道路上是不可少的。這些團體的發起者既有老師,亦有學生。我們絕不要小覷這樣的活動,它們很可能就是某個重大科學發現的契機。

還有一幫華裔子弟組織一個《論語》學習小組,有一二十個人,他們看不懂中文原文,就學習英語譯本,每星期三晚上聚會交流自己的學習心得。他們聽說我寫過一本《孔子和他們的弟子》的書,就請我去跟他們座談了一次。

給我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很多系科的學生每個星期五下午都有一個一小時的“美好時光”同學聚會,交流自己這個星期閱讀的心得。由於每個人閱讀的文獻不同,理解角度各異,說出的心得各式各樣,這種活動既開闊眼界,又激發靈感,大大提高學習效率。

足夠大的生活和學習空間

腦力勞動需要一個足夠大的生活和學習空間。擁擠的環境、嘈雜的氣氛都很影響腦力工作,所以世界一流大學都特別註重給學生提供足夠的學習和生活空間。

住宿條件很重要,它既是學生休息的地方,也是學生學習的場所。斯坦福大學本科生是兩個人一個房間,研究生都是一個人一個房間,有家屬的研究生還是一家一套小洋房。我在斯坦福讀博士時,是帶著家屬的,分配給我的學生宿舍樓上有兩個房間,樓下是一個客廳和一個廚房,還有陽臺和後花園。這樣的住房條件就可保證同學之間互不幹擾,有家屬的學生也能專心學習。我也去過聖地亞哥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加州大學,都具備跟斯坦福大學一樣的居住條件。

美國像樣一點兒的大學都給研究生提供辦公室。1993年,我到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讀書,那裏的研究生是兩人一間辦公室。斯坦福大學的計算機系是最出人才的地方,培養了大批IT行業的精英,這與他們的學習條件分不開的。我到過他們的系,每個博士生都有一間辦公室。連我這個臨時去訪問一年的訪問學者,斯坦福大學也給提供一間小小的辦公室,這大大提高了我的學習工作效率。我的《為什麽中國出不了大師》一書就是在這間辦公室寫成的。

在學習上,有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因素,那就是空間。這包括休息的空間、討論的空間、吃飯的空間、散步休閑的空間,只有具備了這些空間,才能保證學生的思想空間。

在大學讀書是一個探險的旅程,不是逛公園

我在不少大學講學,學生常問我“能不能給他們一個忠告”?我的回答是:“把大學學習看作一個探險的旅程,千萬不要把它當作逛公園。”

斯坦福大學的商學院在美國也是數一數二的,培養出了許多大企業家。老院長羅伯特·瓊斯教授給經管學院的學生作了一次報告,其中一個忠告就是“不要停留在令你舒服的環境中時間太久”。的確,一個人要成就一番事業,就要有點兒跟自己過不去的精神,敢於挑戰自己。

有一個統計,諾貝爾獎獲得者中,絕大多數的人在大學學習成績都是B。牛頓和愛因斯坦甚至被老師認為是問題學生,他們在老師眼裏並不是好學生。而那些成績都是A者,後來幹什麽很少有人知道。這個是很正常的。那些敢於挑戰自己的學生,容易被看成離經叛道,一般不會在成績上表現自己,而科學真理的發現正是青睞這種離經叛道者。

在2010年耶魯大學的開學典禮上,理查德·萊文校長這樣告誡新生:“耶魯大學開設有2000多門課供你選擇,但是你不得不錯過98%的課程。但是我要督促你們多嘗試不同的課程。每一個學科代表著人類的不同經驗,任何一個學科都能夠給你提供不同的窗口,去領略自然界和社會的文化積累,讓你能夠從不同角度看世界。如果讓我給你們一個忠告選課的話,興趣盡量廣泛,盡可能多涉獵各種學科。不要老抱著這樣的信念,你來大學之前選定的學科是最適合你的。選一些完全超越你以前知識經驗的課。這樣不僅可以擴大你的知識面,還可以發現你意想不到的巨大潛力,這甚至可以改變你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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